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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文龙院士:做好从“跟着走”、“一起走”到“领着走”的转变与储备

【来源:兰州大学校长办公室 | 发布日期:2016-04-12 | 作者:采访整理:王兴东 摄影:张敏】     【选择字号:
人物小传:詹文龙,男,汉族,1955年生,福建人。我校现代物理系核物理专业77级校友,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中共十七届、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曾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所长,兰州重离子加速器国家实验室副主任。

  2015年5月16日上午,第十一届彭桓武理论物理论坛在兰州大学举行。首先作完主题报告的詹文龙院士接着又听了别人的报告。他没有来得及多休息一会,就在科学馆202会议室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他的讲述是从科研创新开始的:

  对于搞学术的人来讲,我们现在学习、做研究老是跟着国外跑的比较多。特别是在文章导向方面,价值观实际上已经扭曲得比较厉害了,就是片面地追求高引用、追求高档的刊物发表。但是,中国发展到了今天,由原来一直跟着人家走,到一块儿走,然后再领着走的话,你实际上必须要有创新,要有胆量敢去坐冷板凳,去做一些新的事情。现在中国的整体水平是提高了很多,但主要是个人的能力、技能在提高,思维这一块敢于创新的还是不多。所以,我觉得从教育上应该再进一步让这些年轻人加强,这与我们77年恢复高考后的这一代不一样。当时,中国和国外的差距比较大,我们当时看到国外的东西,好像都有一种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感觉。但现在年轻人到国外去,我们的硬件条件不比国外差,但我们在思维上头,在创新文化方面,我们会比他们差一些。因为包括我们国内的教育,老师给学生讲的这些,对促进学生有新的想法、在现有的框架下面敢去挑战权威、敢去冒风险,包括社会上的,整个创新的氛围都不强,还没到这一步呢。我们在做科技评审的时候,通常也会听到一种说法,就是国际做得怎样、外国人做得怎么样。但中国发展到了现在,外国人没做的东西,我们敢不敢做?我们要有自主的创新,然后要有新的产业。如果不创新,都走不下去。

  兰州大学给我的感觉,学生在这里学习,功底是比较厚实的,也比较朴实。这个无论是当年在这里学习,还是后来到科学院去看到很多兰大培养出来的人,这些人应该说都做得很扎实。大家普遍的感觉是这些人很实在。但创新思维比较多的还是有限。这个从教育上来说,我认为在我们中国,特别是研究型大学,应该加强的是学生的创新思维。因为研究型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才应该就是做科学研究的,应该给跨越式的创新、变革性的技术提供这样的人才。这样的人才实际上从整个社会来说,并不需要太多,也就是百分之一二。这是研究型大学跟其他一般的学校不一样的地方。

  如果从价值观来说的话,我们做研究可能还要注意另外一点,就是要把国家的需求与科学前沿有机结合起来。如果两者结合得很好的话,得到的效果会非常好。像我今天在报告中所讲到的一两个例子,甚至我现在跟外国人也说这样的事情,如果我们做研究考虑到国家社会需求的话,到时候我们的研究平台要高得多的多。现在有一些做研究的,做的是挺不错的,水平也挺高的,但如果没有跟需求、应用结合起来的话,他可能做出来的东西会太过于阳春白雪、落不了地,就是“顶天”没有“立地”。所以这是我们现在的教育、科研方面价值观取向需要改的一点。

  实际上,我们很多研究如果一开始就注意后面怎么样跟实际应用、社会需求结合的话,一开始设计的时候就考虑进去,到了后面效果就会好的多。否则,你老去做象牙塔里面塔尖的东西,可能你做出来的东西也就是象牙塔里面的东西了。就是看起来很好看,但不见得最后能用得开。我们现在的科技投入不能说是太少了,但产出以及国际上的位置都比较弱,就没有达到社会上或者说整个国家的需求。实际上,从我们开始的导向、价值观就出了问题。所以,我刚才还说,像彭桓武这样的科学大家,原来都是做非常前沿的工作,但国家需要了,他二话没说一下子就参加两弹的研究,然后接着再做科学前沿的东西。

  所以说,做科研的价值观,要让年轻的学生从心里真正能够理解这些事情。否则的话,等他学完了之后,他会老是觉得怀才不遇或者说老是觉得融不到这个圈子里,有的就眼高手低,这种都会出现。兰大的学生比较实在,这一方面会比较好,但就是那种奇思妙想或者说无中生有的事情比较欠缺。因为做研究不光是填补空白。在我们国家建国的前几十年,那时候确实是需要大量地填补空白。到了现在以后,创新型的国家需要的是我们中国人自己提出新的产业、原创性的东西。实际上,我们现在产业里面的技术大部分都是国外的人提出来的,或者说国外的人做了一下,我们再把它完善做大。我们对于这种新的战略性新型产业到现在的话可能只有个别的是我们自己从科研一直推到前头来的。

  我刚还在说量子保密通信这一块,我们开始做的时候,实际上我们自己心里头是没底的,因为这个国际上没有,然后等到后面国际上一跟上来,我们才觉得这个是走对了,所以这种探索性的工作,中国以前可以说基本上没有的,就在近代史上或近代的工业的发展,中国基本上都是跟着外头的,而中国发展到了今天,是需要从一直跟着人家或者说在别人做的八九不离十的基础上再做上去,转变到我们要有自己原创性的东西。所以这个时候对于人才的要求就会更高一些。原来我只要看着人家有了我就做,人家有飞机我做飞机,人家有什么我做什么,包括即便就是两弹一星,也是人家有了我们才做了,但是你这样老跟着人家,你不可能发展到最前头的。你只有到了那一天,你自己开创了一个产业,别人跟着你了,发达国家的都来了,你才是在真正地做引领的工作。所以这个时候的人才要求,比当年对我们的要求还要更高。

  国际化并不见得非要比那几个世界排行榜。我到了科学院后,当时在几个基础研究的不同领域里面,大家说起来都有很好的指标,但有一个指标,比如说当时物理所,就是它的一个研究所的学术年会,外面来的院士有三四十个。这一行的人都愿意来这边参加你的学术年会,显然你是有水平的,没有水平的谁来?这种就是非常好的、不是一般的定量的评价下来的。所以,像我们兰州大学如果做到了哪一年在某一个学科说要做什么事情人家都来,那你这个学科的地位自然就在高校里面上去了。然后你的学生在国际上或国内这些国家的大的研究机构有代表人物,实际上这就是你的水平,因为大学主要还是以培养人才为主。

  现在在物理类,像近物所,除了我当院士,还有夏佳文,比我小差不多十岁也当了院士。我后来在研究所说,像近代物理研究所它的特点就是人比较静,这点和我们兰大一样,做什么事情有一帮人静下来实实在在地去做就能出成果。在很多闹的地方,你要让他做一个长项的东西、跟着一支队伍稳定地在这里做,他不见得冷板凳能坐得那么长。这可能是这个研究所里面有两个兰大校友能成长为院士的原因,就是跟别人比,我们比较静、比较执着地去做那么一两件事情,最后得到别人的认可。所以我看了科学院的几个研究所,都听说兰大的人比较实在,做事情比较执着、花花点子也不多。这有好有坏啦,大概是这么样一个评价。我自己也感觉是这么样一个事情,但关键最后要把事情做成功。

  近代物理研究所做的一些工作,像核能,国际上实际现在就很认可了。按理说,他的人才比起北京上海要差一些,关键就在这边有那么一些人,比较执着,比较愿意坐冷板凳,然后心也比较齐,做得比较好。从这一点来说,现在的学生应该在合作精神、互相帮助这一方面,会比起当时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要好。我在科学院看了很多不同年龄段的,现在35岁左右的人做研究的合作精神比起四十来岁的似乎要好。这个也是在学生形成世界观的时候应该让他们知道的、应该让他们珍惜这一点。实际上,我们在向国外推荐学生的时候,他一般都要求这一点。学生去了之后你能不能跟人家合作得好、能不能融入到那个群体里头。否则的话,光是一个人闷头去做,你的知识面和能力都会受到一定限制。没有通过一定的交流的话,不可能都是靠你一个人做出来,除了一些非常个别的以外。实际上改革开放到现在,兰大培养的学生,成功的也很多的,学校如果在合适的时候可以把大家请过来,过来聊一聊也是挺好的一件事情。

  兰大当年毕业后仍然在做学术的,就像你们介绍到的,当了院士的这个比例还不算低,希望以后还能有。因为那阵子进来的人,一方面生源全国各地都有,当时的老师跟现在发达地区的老师比并不差。起码,我在这边念书的时候,后来跟别人交流下来觉得这边老师的水平确实高。因为,当时有几批这样的老师,一批是江隆基校长从北大带来的一批,一批是复旦来的,主要是化学的,北大来的主要是物理的、力学的、数学的比较多。然后紧挨着五六年招了一批学生,这批学生就是葛墨林他们那一批学生,当时可能也是因为根据国家的发展、国家的需要,那批好多人都留下来当老师,那批学生特别优秀。所以我们都沾了这些老师的光。但后面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这块可能受影响比较大,学校还是要想方设法有一批好的师资,然后培养学生才有保证。

  我们当时的大学生活跟现在相比差距太大了。现在的学生肯定不可能像我们当时那么做的。因为我们当时是文革断了十年,没有正常招大学生,除了中间的工农兵学员以外。我们当时进来的这些人基本上都是百里挑一的,或者这些人自己想学习的心情是特别迫切的。而且,当时的老师也是巴不得你多学。我记得当时我们系主任是徐躬耦,后来当了兰州大学校长,然后又回到南京去的。当时现物系不在大学里头,是在外头的一个土围子里头,系办公室有一台电视机,周末我们去看的时候,他就跟我们说起他在英国留学时周末连看一场电影都舍不得花时间。当时老师对我们的期望和我们的愿望是一致的,那时候整体都在很认真的念书,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在学,所以当时的状态跟现在的差别是很大。那时我们77级的也没有书本,实际上念的书可能这堂课已经讲完了,过一段时间才有书。所以那一阵子人有在社会上的经历,后面又能上大学,从那批人里头能出来上大学确实是幸运儿。这样原来没有上大学在社会底层生活的经历,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社会经历。所以,无论是前一阵子的挫折,还是后面上大学的机会,都在我们的人生里头变成后面的人没办法得到的一种经历。

  那时实际上我还是基本上属于活动类型的人,你看篮球上,我是校队的,排球队、田径队也跟着人家去混了一下,羽毛球我也打的。所以,活动还是很多的。我当时尽管不在学校里头,我是在现物系另外一个院子里,但过来活动的时间还是挺多的。我有一次跟年轻人在一块就聊,一个好身体是非常重要的。我后面工作了以后,到国外去也罢,在国内也好,连着几天不睡觉这么干,确实是需要一个好身体。所以,不要在大学的这几年里把自己透支,那是非常不应该的。实际上我看了,当时我们几个在球队玩的人,后面好几个学术都做得不错。像我们研究所的夏佳文,羽毛球也打得挺好。还有我现在接触比较多的、当年我们一块在篮球队、排球队的施建成,是原来冰川所所长施雅风的儿子,他是千人计划引进来的,现在整天忙的很,也很有想法,他现在回国就是想能按自己的想法做一个科学卫星,他这个愿望在国外是实现不了,在国内我看他是可以实现。所以,他回来也觉得挺好的。

  对于兰大核学的发展,我觉得从我们系(院)里边来讲的话,应该更多地利用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的条件,跟外头多合作,然后参加一些大的国家的科研活动或者作为里头的一个分子,这样才能把整个的水平都提高。因为给我的印象,我当年当学生的时候,那些老师都是非常能干的老师。但他们是个人都非常能干,但真正能够在国家的大的科研活动或学术活动中,他们去参加的有限,也没有真正把他们的才华全部用上,我觉得这对这些人是有点可惜了。是不是当年因为保密的原因,或者其他什么原因把他们框得太厉害。现在好像也不是非常活跃,不管是在我们科学院里头、在高校里头的交往,这边还是比较拘谨、比较内向的。在那种大的学术交往活动中实际上对人是非常好的锻炼,对你的学术提高,对你这个单位的提升,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再不是那种靠着一两个人整天琢磨做事情的时代了。现在这种活动越来越社会化、越来越多。像我最近这两年,尽管我还在做一些管理的工作、协调的工作,但学术这块有一些想法出来,我们都是到国外去交流。因为在交流的中间,你会听到一些不同方面的不同看法,或者你没想到的事情。如果没有这种交流的话,你的提高可能会比较受限的。从我另外一个亲身的感觉,我如果原来只是在研究所里头做,我很可能做的面是很窄的。我出去交流了以后、到了科学院,科学院基本上是所有自然界的各种各样的基本学科都有,我看了以后把我的视野拓宽了,看东西能看得更深了。所以,这一点我希望无论是我们系(院)里头还是学校,要让老师能多走出去。做得很踏实是自己的事,但你要有一定的交流。

  我们当时的校长是刘冰,好像是从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调来的。有次我们打球,作为校队的跟外头打球。我印象好像是打篮球还是打什么,按道理应该是我们赢了,但是结果就等于是给我们判输了。当时年轻都不太懂,但他给我说了一句我觉得对我这一辈子都受用的一句话,“人要学会受委屈”。当时根本就不太理解,我们就觉得那一场球打得窝囊得不行、很委屈,但没想到他给我们说了这句话,我们就觉得明明是他们错了,不是我们错了,但他还是不支持我们却跟我们说这样一句话。但后来觉得的确如此。人要长大、做更大的事情的话,如果没有这种包容的心态,你是很难做上去的。后来几十年下来,这句话对于我做人是一个非常好的帮助。

  (本文根据采访录音整理,未经詹文龙院士审阅。感谢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罗洪刚教授、苏振博老师在联系沟通协调方面给与的大力支持)

    文:王兴东
    图:张敏
    编辑:法伊莎
    来源: 新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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