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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萃英记忆】尚峰:我从兰大出发

【来源:档案馆 | 发布日期:2016-09-14 | 作者:】     【选择字号:

   

 时间:2015年6月4日9:30
  地点:民城集团董事长办公室
  人物:尚峰
  访谈人:王秋林 段小平 花蕊
  摄影:段小平
  文字摘录整理:赵妍妍(学生志愿者) 杨旭娟(学生志愿者)

 王:尚总,您好!兰州大学档案馆正在开展“萃英记忆工程”。通过对兰大老先生、老校友的访谈,来了解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发展,并将访谈内容作为档案资料保存。今天,请您回忆一下您在兰大学习、生活的情况,以及您走出兰大后服务社会的经历。

经师人师 作育英才

 尚:法律系是1984年成立的,我们是法学院的第一届学生。当时一个系只有我们一个年级、一个班,而且班里只有41名学生,所以说,对那时的很多事情都记忆深刻,每一个同学,每一位老师的形象画面到现在都还历历在目。

 那时候法律系刚成立,师资力量也相对比较薄弱,有些课程开起来比较困难,需要请一些外援。但是,这样也有好处。由于学生少,老师和学生的关系非常好,学生得到老师的关心爱护比较多。这种关爱,无论对于学生成长过程中能力的培养,还是对于人格的形成、道德的修养都有很大的好处。

 因为我们是第一届,大家说法律系的师资力量差,都不太看好。当时法律系的老师做出的努力可以说挺大的,像李功国、周林彬、蔡永民、禄正平等老师,都给我们上过课。李功国老师讲课是比较谨慎的。他当时主要研究《民法学》,给我们讲课时注重理论知识与能力的结合。现在美国的禄正平老师对我的影响也很大,他指导了我的毕业论文。禄正平老师是最有潜力的老师,后来他在亚欧当副总,亚欧上市就是由他负责的。

 吴文翰先生对我们的影响比较大,给我们讲的是法制史。作为一个法律人,不管法官,还是律师,还是检察官,最重要的是有法治的精神,有“正义”这么一个概念。如果法律失去公平、正义,那么社会的公平就没人去主张,这个社会也就完蛋了。所以,吴文翰老先生做人的骨气以及他的正义感,对我的影响挺大。杨军老师在十九岁就开始教学,北大毕业后就来到了兰大。他跟我年龄相仿,我们之间交流起来也挺方便的。贾登勋老师是我们班主任。他很厚道,我们的来往很多,而且每次同学聚会他都来参加。现在和我们打交道的法学院老师很多,像和我一块做事的田夏桐,现在在这里住(指:民城集团所在地的小区)。历史系的老师彭东玲,是我集团公司总经理。他在1985年当的老师,是曹红副校长的班主任。

 说到兰大对我的影响,我感觉还是挺大的,没有兰大可能就没有现在的我。在兰大的四年中,我觉得自己收获比较多的还是各方面的锻炼。那时学习很轻松,除了上课外,几乎就是每天早上跑跑步,下午打打篮球。记得我在兰大的十公里越野中,成绩最好的一次还进入过前十名。至于篮球,我们班25个男生中有6个人打篮球,曾打入过(学校)前四名(笑)。

 从毕业到现在,我们班的同学之间感情很深厚,真正的从原来的同学友情上升到亲情关系。一个班总共有41个人,而现在我们相互联系的仍然是41个人。

 前些年,法律人才比较少,大家从工作方面取得的成就都比较好。我们班做律师、法官、检察官,以及教学的同学挺多的,而且都干得挺好。

 虽然是本科毕业,但是我们班到省检察院去的三个同学,现在都是市级检察院的检察长。同班同学三个人同时工作,再同时当上检察长,这个都是很少的,是百分之百的概率(笑)。我有一个同学叫孙文俊,是江苏致邦律师事务所(2005年获得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的主任。他在全国做得也很大,号称是华东第一大所,他在所里的讲话内容被司法部转发全国律师学习。

“树叶落了,意味着新的树叶要发芽”

 王:请您讲一下毕业以后的经历。

 尚:我1988年毕业,被分配到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先到法工委(甘肃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做地方立法工作。因为那几年进去的学生比较多,能力水平也都比较好,但是相对而言,我觉得我们兰大人的基础还是可以的,所以我很快就适应了法工委的工作。法工委在人大算是最重要的一个部门,也是工作任务最重的一个部门。

 法工委就是法制工作委员会。地方立法的事全部都属于法工委管。此外,全国人大、国务院通过一些法律、法规、征求意见等都在法工委。所以当时,国家这些立法我们都有参与。省里的一些法律法规是我们的工作重点,包括土地法实施办法、城市规划法实施办法,及甘肃省很有名的一个条例《甘肃省禁止痴呆傻人生育条例》。当时这个法规影响很大,一些著名的新闻机构都在采访,像美联社、塔斯社等。世界上也是分成两派,日本、德国、俄罗斯这些国家赞成,美国、英国、法国等反对……那肯定是甘肃地方法规中唯一一个影响如此大的。我在法工委干了几年,就被调到了办公厅做基建,做基建的时候便介入了房地产。

 人大的这段工作经历让我真正得到了锻炼,也让我终身受益。当时我们办公室的几个同事,都是在行政岗位上当过领导的老同志,他们水平很高。第一个是宋启明,当时28岁的秘书处长,38岁的时候是副秘书长;张文奇做政治经济学研究,很有建树的一个学者型领导;李黑虎也是咱们兰大校友,经济学界当时有“南豹北虎”之说,其中“北虎”就是李黑虎。他当时进人大的时候有十三部专著,一百六十多篇论文。他们的工作都很努力,学习的积极性也很高,对国内几个主要报刊的法学、经济学理论文章每期必读,对法学和经济学研究的理论动态也都很熟悉。在周围同事的影响下,我的写作能力也有了很大的进步。

 我1991年发表第一篇论文《论土地承包制度的法律调整》,是在《经济与法》上发表的,发表的时候用的是头版头条。后来,我给中国法学寄了一篇叫《立法与公民参与》,因为比较长(一万六千字),郭道辉总主编给我回信说“质量比较好,抽时间发表”。还有上海法学给我发过《论消费者的刑法保护》,在甘肃的人大研究、人民之声报上发表的论文还是比较多的。

 当时省人大常委会有八、九个地方部门,每个部门仅有几个人,提供的机会还是比较多的。大家都认为我们年轻,机遇很好。到了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我就发现社会正在转型。中国有13亿人口,市场广阔,经济处于起步阶段,各行各业门槛低,都有很多机会。邓小平同志讲话中最关键的一句就是,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也是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是对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个定性,也是对中国未来的一个定性。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到市场上去。后来,省上的一个领导退休后也做了公司。他借了两千万,批了三百多亩地。我呢,则是借了三万,批了十亩地,从辞职到建成共用十三个月。我请这位老领导给我开业,他说他是省级干部,我却是一个啥都不是的小科员,为什么我干成了,他却干不成。我说“三拳两胜”(笑)。搞房地产,就是和各个部门打交道。几乎是只要是有公章的单位,我们都在打交道。

尚峰(右二)2010年在华都天韵工地

 我们公司的第一个项目是六一商城,随后做房地产。房地产我们做了望河丽景、火车站的祥瑞人家、西固的华都天韵这几个楼盘。此外也做矿业——彤辉矿业,这个大概投入了四千万的资金。现在探明储量比较大,铁的储量可能上亿吨。如果把采矿权办到手,大概需要一年到两年的时间。

 王:你们干了不少的成绩,把这么大的一个事业做好,挺不简单的,这也是学校的骄傲!您刚才说是南巡讲话把您点醒了,看到了未来前景,并且很快到投入转型,这很了不起。你是怎样想到这么去做的?

 尚:我七月份毕业,九月份写的论文叫《宪法与政治体制改革》。经过研究,我觉得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在中国的宪法框架下,必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这是两个前提,是体制改革的先决条件。我们的行政机构太庞大、太臃肿,不适合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经济要发展,必须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要进行,行政体制改革就走在前面。行政体制改革,就是减人员、减机构。“与其等到那时候被减,还不如自觉地减”,当时我的脑子里就有了这个概念。所以我就想着,我们还是走吧。行政这条路太拥挤了,真的不好走。

 王:您搞经营也这么多年了,而且搞得这么好,您的经营理念是什么?

 尚:实质上最重要的就是把握机遇。因为有些机遇出现在你面前,你不一定能把它看出来,不一定认为它是机遇。我为啥做生意的时候有这个概念?1991年,我跟当时的法工委主任到海南去出差,碰到我们省委辞职的一个干部,他在海南做生意了。他对我们讲他怎么做生意,我听了一会儿,就听懂了。我把它叫“魔术师经济”。当时大家都没钱,但是当把手伸到口袋里面的时候,就有钱了。因为你注册一个公司,它有借账、银行贷款、投资,就能转动起来。你都不敢想象,我启动的时候就三万块钱,我要用它盖小西湖那栋楼。三万块钱,真的就把它盖起来了。

 现在国务院李克强总理反复地强调两句话,一句是万众创新,另一句是大众创业。实质上,创新和创业就是目前中国社会需要解决的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创新问题,什么是创新呢?主要是技术上或体制上的问题。现有的公司发展到今天,体制、机制要有创新,要把所有的力量都调动起来,把各种资源、资金、土地、设备,发挥到最好。还有一个是技术创新,就是从制造大国到创新大国的转变,国家的转变,每一个企业都会有新的机遇。第二个就是大众创业。因为中国发展到了今天,国家有很多资金,居民也有很多的储蓄,或者说金融性资产、非金融性资产都有不少了。在这个时候,中国社会要变化,从市场经济要向资本经济去转化,需要大家都成为股东,这样就可以把整个社会的资金调动起来。所以现在提出了“倒逼”的概念。倒逼的概念我理解的就是经济发展的形势逼迫行政体制、管理体制、规章制度进行改革。应该说符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

 从去年开始,工商局在企业注册这一块,把审查制变为注册制。即提出申请就行,不须验资,一经注册就可以成立公司。这些政策是鼓励大家去创业,这对我们社会是一个变革。比如说倒逼改革会带来新的机遇,每一个人都面临着一种新的创业、新的发展机遇。时代在发展,好多企业已经不适应了,企业倒闭了,这个现象很正常。我对经济的看法并不像好多人说的那样,“哎呀企业倒闭了,现在企业这么困难,这么多人,失业这么多,这是多坏的事”之类的,我并不这么认为。到秋天了,树叶落了,意味着新的树叶要发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都是螺旋式上升的,中国经济肯定会走向一个新的台阶。只要是把这个阶段迈过去了,以后中国经济的各个方面都会发生变化,我们个人会吃得更好、住得更好、行得更好、穿得更好、活得更好。比如说,我们现在的餐饮业、旅游业、健康、文化体育等等,这些都是新的方向,因为这些产业会让中国人过得更好。以前我们坐下划拳喝酒,但是以后可能是跑步、登山、游泳……中国将在体育文化这些方面有一个发展机遇——只要太阳能从东方升起,机会就永远存在,明天会更好。我坚信这一条。

为有源头活水来

 王:你是学法律的,结果去搞了企业。你觉得在兰大所学的那些知识对你后来有什么帮助吗?

 尚:满达人先生给我们带课时讲《日本经济法》(这本书是他翻译的),对我以后的工作有很大的影响。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日本经济的管理方面确实比较先进。在省人大搞地方法规的时候,有些现成的经验我们都能用得上。比如说当时,我们搞质量监督条例,甘肃的质量监督是全国范围内搞得比较好的。起初,我们质量监督很乱,比如说,煤炭有煤炭的、建材有建材的、轻工有轻工的……当时我们就根据日本的经验想出了一个办法。首先由省质监局对这些质监站进行认可规范,把以分散管理为重点的分散型质量检验体系,改造成以专业为重点的全面质量检验体系。很快就把这些监督系统统一起来了。

 王:这说明在课堂上学过的东西在你们以后的应用中有很大的作用。

 尚:法学是一个应用学科。法学学科在文科学科里面,它的实用性很强。什么是抢劫罪,抢劫罪怎么构成?法学上面是很具体的。我们国家现在缺陷在哪呢?在行政法这一块上我们笼统的、喊口号的东西太多,具体的东西少了。记得《城市规划法》颁布以后,我们省上搞了《城市规划法实施办法》,我也是参与人之一,《城市规划法实施办法》的法规说明是我写的。这个法规通过以后,我到市上去办手续。但是这个手续怎么办,我搞不懂,也不会办。我就请教他们,我说你们手续这么办依据是啥,他们说依据的是省上通过的《城市规划法实施办法》。我说《实施办法》就是我写的,我怎么不知道这么办呢?我们的法规都存在这个问题。需要定的很细的地方,定不了;不需要的地方我们却要坚持什么原则之类的,又太多了。

修德不期获报,自然梦稳心安

 王:您对学校和不同的地方都有很多的捐助,您是怎样看待这件事的?

 尚:作为我来讲,挣的钱已经是够吃够花了,再多的钱也没太大的用处。所以,要把这些钱用到需要它的地方去。选来选去,我觉得首先还是教育。教育是最需要资助的地方,因为帮助一个学生,可能就会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我觉得这种资助,不仅仅是钱的问题,还给他一种信心。

 花:我记得您也是来自农村家庭,上学的时候家里应该也挺困难吧?

 尚:还可以。我父亲那时候是汽车司机,相对而言家境还可以。

 王:张文轩曾给我们讲,国家原来实行助学金制,他就是助学金的受益者,所以出来以后一直都惦记着怎么样去回报(国家)。

 尚:对,教育这一块,尤其是兰大,贫困学生多、面大,确实应该得到国家、社会、个人更多的资助。学校每年把贫困学生梳理出来,多少学生,具体名字是谁等等,这些工作应该是很容易的,学校要把这些工作做好。我想做到兰大没有一个困难学生,或者每一个困难学生都能得到有效的资助。如果我能够把这件事做到,我觉得太有意义了。

 花:国家现在也看到了这一块,只是没有给所有的人,因为咱们学校申请的学生是30%,还有70%的学生是拿不到这些资助的。

 尚:学校应该想办法把它做起来。社会捐赠最主要的问题是,大家不知道这些钱用到哪里去了。尤其是“红会事件”发生以后,负面影响比较大。如果把贫困学生梳理出来,然后去做,这样效果应该是可以的。

尚峰(右)2015年向兰大捐款

 花:对做社会公益你怎么看?

 尚:在寺庙里当义工、上香磕头,是为了获得心理上的平安,但它不是现实的回应,期待来世回应。但若对学生去资助,回应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你能看到学生的成长,能看到他的变化。我也接触过一点宗教知识,从净空法师讲的《十善业道经》中领悟到很多道理。你给一个人做了点好事之后,你得到的是快乐,是幸福。但是如果你做了一个贪污受贿的官员,今天你拿了一笔钱,你得到的是什么?是晚上睡不着觉,是内心的愧疚。人高高兴兴活一辈子,和每天愁眉苦脸、担惊受怕的一辈子,哪个好?

  王:修德不期获报,自然梦稳心安。

                                              一方面靠坚持,一方面靠努力

 王:您比较乐观,生活的理念非常好,平时的生活也很丰富,打拳、练字、旅行……您讲讲您的人生经历吧!

 尚:我父亲是司机,是雷锋的战友,这就是为啥我叫“尚峰”。父亲曾在东北当兵,一直开车。他确实是从小就把集体的东西、国家的东西一点都不沾。哪怕我们仅仅把他的汽车动一下,摸一下都不行。那是公家的东西,绝对不行。他从部队回来以后,先到信用社当主任,但是没上过学,所以不会算账。之后拖拉机站来了一个拖拉机,他就开拖拉机,当拖拉机站站长。到70年代末,乡里有卡车了(最早的那个卡斯车),他就一直开车。父亲当了一辈子司机。我妈比较开朗,对家里面的影响还是比较大。

 从成长的环境来讲,吃点苦没啥不好。我在农村长大,五六岁已经干活。首先是拾粪,背个粪背篓满山走,所以现在叫驴友嘛。我五岁就是驴友(全体笑)。十一二岁就开始在外地干。在外地干时就住在山上,几天回不了家。各种农活,像犁地、耙地、磨地,好多人掌握不了这种有点技术性的农活,我到现在都会干。

 别人干点工作,写个文章,加个班,就觉得多累。我前几年从来不知道累的感觉。只要睡完觉,起来啥都就好了。在事业上,我夫人对我有很大影响。有时候企业遇到困难,今天打官司,明天账付不出来,民工在闹事……夫人中午坐下来陪我吃个饭,听我聊上几句,下午啥事都没有了。

 王:您会遇到一些难题啊、技术的问题,但是您好像没有发愁过?这个您是怎么处理的?

 尚:这种情况比较多。有阵子五六个官司都在法院打,而且都是被告,每天法院的传票把人传得受不了。有时候拆迁户或施工单位的民工,来个几十人把我围住,这种事都发生了好几次。怎么处理?也没啥办法,就是一个坚持。俗话说没有过不去的坎,只要你坚持,啥事都能过去。我在2000年时最困难,当时我的一个部下建议把六一商城,也就是小西湖民贸城抵押了,贷上几千万,然后拿钱走掉算了……过春节的时候,我一个人坐在山里想这个问题:第一,我觉得这是一个责任问题;第二,如果我走掉,买过我房子、租了商场的人,还有给我施工单位供应了材料的人,这些人怎么办?如果我——老板在这儿,债务虽然存在,但是还能挣上,还上,困难总能过去。但是老板一旦走了,那这些人就完蛋了,很可能好多家庭就家破人亡了……另外,2000年时,当时房地产还不行,那时候我就判断中国的房地产肯定会有一个大的发展机遇。留下来,事情还能干下去。跑了,你这辈子就啥都干不成了。这个商场好不好无所谓,只要我们能打开局面,让它熬过去就行。最后我就对自己说:“熬吧,熬时间。”一方面是努力,另一方面是熬时间。

 我决定投资房地产,做住宅,这就开始有了雁滩这个地盘。把这块地征下来是2003年,然后开始建设。刚好在2003年房地产就开始起步了。那个时候,征地时新港城的房子平均价在一千七左右,后来就升到一千九,两千。到我们销售的时候又涨到了两千五六,而且一直在涨。三千多到四千多,还有五千多的,刚好就赶上了。(望河丽景)这个(项目)做完之后,就是西固(华都天韵),西固之后就是红山根(祥瑞人家)。都是在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上升期。所以说,我们每一次在机遇的判断和把握上面是比较准确的。

 我给全体员工开大会,讲为啥公司这两年时间内都没有做新项目。因为根据我们的基本判断,也就是从整个房地产供求关系来讲,房地产市场处于饱和状态,已经不像原来那样需求很旺盛。那么,未来的房地产怎么办呢?肯定是改善性的需求大于这种刚性需求。人们想着把房子住得更好一点,所以盖房子的时候要有新标准、新要求。我给员工们讲,我们的楼盘出来,如果没有涨价因素,房价还是在原来的价格上,这个项目会不会盈利。这就要考验你的管理水平和经营能力了。建的时候是两千五,卖的时候是四千五,当然你所有的瑕疵,所有的管理上的漏洞,都全部被掩盖了。但是你建的时候两千五,卖的时候仍然是两千五,或者说你建的时候两千五,卖的时候是两千三,你还能盈利,那说明你是高手,说明你的管理水平确实比较高。市场已经变化得非常大,管理者需要重新思考。

 王:“萃英记忆工程”这个项目,我们在2012年就开始了,到现在已经做了有两百五十人次的访谈了。实际上,我们最主要的工作是把这些影像和故事作为一份历史资料,在档案馆里永久保存。现在我们把能够拿出来服务于现在社会、服务于咱们校园文化建设的一部分资料,做成一套系列丛书发行,或做成不同的专题片在学校网站公开发布。对于这些工作我们感觉做起来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您这一次给我们资助,让我们感觉一下子有了底气。只要兰大在,我们就把她(“萃英记忆工程”)一直做下去。

 我们向您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人物简介】

 尚峰,男,汉族,1966年3月出生于景泰县中泉乡一个农民家庭,1984年9月考入兰州大学法律系,1988年毕业,获得法学学士学位。之后在甘肃省人大法工委、办公厅工作10年,期间参与了多项地方性法规的立法工作,先后在《法学》、《经济与法》、《人大研究》、《人民之声报》发表了《论土地承包制度的法律调整》、《立法与公民参与》、《消费者的法制保护》、《彩票制度的立法建议》、《承包企业短期行为的法律对策》、《论民营企业发展的模式与方法选择》等论文。

 1997年尚峰辞去公职,白手起家创办“兰州民族贸易城有限公司”,经十余年奋斗,现已发展成为一家集房地产开发、矿产开发、综合商业经营管理、餐饮、娱乐、物业服务业等多种业态为一体的跨行业、大规模、综合性的大型实业集团,拥有商业性固定资产20万平方米,资产总额20亿元。

 秉承“名远德为尚,山高人作峰”的精神,尚峰长期致力于公益慈善事业,捐资助学,帮贫扶困,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用实际行动献爱心、回报社会。这些年来他持续向灾区、贫困地区捐款捐物,为家乡建设捐资达数百万。支持文化教育事业,2008年在母校兰州大学创立了“尚峰校友奖助学金”,已累计向该基金注资350万元。

 2014年,尚峰校友出资10万元,资助“萃英记忆工程”成果《我的兰大-人物访谈录1》出版发行;2016年,尚峰校友表示,愿再出资10万元,用于支持《我的兰大-人物访谈录2》的出版发行。

                                                                                                                              编辑:张玉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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