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窗

网络导航

您的位置:网站首页 > 校友动态 > 正 文

【萃英记忆-数学70年】刘人怀:兰大是我科研生涯的摇篮

【来源:兰州大学校长办公室 | 发布日期:2016-10-20 | 作者:alumni1】     【选择字号:

时间:2016年6日10:40
  地点:广州市黄埔大道西暨南大学明湖苑
  人物:刘人怀
  采访人:王秋林 李会宁
  文字摘录:张虹(2013级第二临床医学院临床医学志愿者)
  文稿审定:段小平

王:刘先生,您好,兰州大学档案馆正在开展“萃英记忆工程”,将老先生们在兰大的经历,以访谈的形式记录保存下来。今天专程来请您介绍一下您在兰大的经历。我们查到了您在兰大期间的学习和工作资料,做成资料合订本送给您做纪念。

刘:(翻看资料)这些资料都是我以前填写的,自己都没有保存,很珍贵的,比如其中的“导师名册”。你们这个工作搞得挺好,能搜集到这些资料,我感到很惊喜。我在兰大待了20年,当年调动工作很难,学校一直不舍得放我走,最后在崔乃夫部长(后来成为国家民政部长)的帮助下,我的调动工作才得以完成。

  曲曲折折入兰大

实际上我的黄金时期,从18岁到38岁,这20年都在兰大,其中有很多故事。

我原来在四川留苏预科班读了3年预科,那个时候到苏联留学最好,学校很照顾我,张光汉校长跟我说:“人怀啊,我们要推荐你”。但是,1958年临毕业前,学校通知我政审不合格,不能去苏联留学了。实际上我家是教师家庭,我的三哥做党的地下工作,我们家是成都的一个地下工作站,所以我小时候看大门,也可以说是参加了革命活动。幸运的是,我的学习成绩很好,一直是第一名,一直是班长,没去成苏联,我在没复习的情况下就到成都工学院直接参加高考。

当年高考我填了9个志愿,第一、二志愿的北大、清华都没考上,一直到第七个志愿兰州大学数学专业才被录取。实际上,我的高考成绩很好的,是兰州大学当年全校新生600名的第一名,按理说读北大、清华也是可以的。

那个时候的兰大地理位置好偏!1958年9月1日开学,不巧的是宝成铁路被大水冲垮了部分路轨,无法通车,所以我晚了两天到校。9月3日下午4:00,我到达现在的兰大校区(盘旋路校区),同学给我打了一盆黄河水洗脸。我想,从成都那么好的地方到兰州,就没见过这样的水,这水怎么洗脸,尽是泥沙!同学讲:“来,放点明矾,两个小时以后就可以用了”。1958年,兰大刚从萃英门搬到盘旋路校区,很多基建设施还没建好,所以我们进校后要参加劳动,比如修建学校的操场。那个时候兰州没有自来水厂,平常用的就是黄河水,所以我觉得兰州生活是够苦的,但是我们也得到了锻炼。

  兰大给我的第一个考验

报到第二天就开始劳动,修操场,9月6日就到定西参加“引洮上山”工程劳动。“大跃进”时期,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讲,要把洮河水引上山,改变甘肃以及整个西北的面貌。我记得当时全校几百个学生到兰州火车站等车。等车的时候,就有几只狼从我们面前跑过。我们几个南方人哪见过狼呀(大笑),所以看到狼就很害怕。狼见我们人多,掉头就跑了。那时候兰州的生态环境真好啊!在火车上,老师给我们讲,西北狼多,要我们注意防狼,狼的特点就是豆腐腰,麻杆腿,怕火,怕绳子。我一个成都人,哪里见过那东西,感觉好吓人(大笑)!

我们在一个小站下车,又步行了两个小时,天黑才到达目的地。学校就分配每个系、每个班在不同的地方,数学系领导住在镇上的公社。我们一年级新生就被分到一个山头上,几个老师加上学生60多人住在山顶的土地庙里面,周围一个农户都没见到,我们就赶快自己生火做饭。

在五十年代,为了培养工人阶级子弟成为无产阶级的接班人,国家建立了一批工农速成中学,让年轻的工人快快读书上大学。我们班就有这样一位党员同学——赵国柱,所以在出发前,他就被任命为班长,而我是副班长。到工地以后,我又被加了一个职务,被任命为兼职安全委员。

当时同学来自全国各地,彼此还不熟悉,吃完饭安排休息,所以我就跟班长商量,让女同学住得“好”一点,让她们住在神龛上,男同学住在神龛下。其实,那个小庙就一间房子,密密麻麻地挤了我们60多人,我们班长、副班长几个就靠着门边睡。要吃苦在前,享乐在后,那个年代就这样子,当班干部就是让人家住得好,自己吃苦。

当天夜里就发生了件大事情。半夜两三点钟,一个同学突发羊角疯,口吐白沫,大声叫喊。我们几个赶快起来照看,我在四川见过这种事情,就是癫痫。但是我们那儿又没有医生,怎么办呢?那个时候,我头脑比较简单,我想,我是副班长兼安全委员,这种事情应该由我负责。所以我说:“我去找医生。”班长说:“行”。当时,学校为我们系分配的医生住在公社所在地,距离我们住的土地庙有20多里路。于是,大半夜我一个人就去了。那个时候真的是没想那么多,因为我从小当班干部,在中学是少先队大队长,那天也就没多想。

我从小在平原长大,没见过山,也不会走山路,只记得白天走过的那条羊肠小道。没走多远,我就从山头上摔下来,咕咕噜噜地一直滚到山底。好在是黄土高原,没有石头,没有摔伤,于是我又爬上去继续走。走到一半路程的时候,突然看到离我四五米远的地方有两只狼,而且是两只大狼。在此之前我只在书上读到狼,当天在火车站是我第一次见到狼,老师也只是讲了简单的防狼方法,我们从小就知道狼要吃人的,而且人一般斗不过狼,所以真的把我吓坏了!这就是兰州大学对我的第一个考验(大笑)。其实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应该找几个同学一块儿去找医生,可是我头脑太简单,想着自己是安全委员,那就应该自己做(大笑)。

两只狼看到我之后,在离我四五米远的地方停下来,用眼睛盯着我看,吓得我是三魂掉了两魂。我也赶快停下来,突然想到老师讲到狼怕火、怕绳子,也就镇定下来,赶快用左手拿着手电筒照射狼的眼睛;狼还怕绳子,我又没带绳子,心想裤腰带就是绳子,所以我就把棍子悄悄地放在地上,赶快把腰上皮带解下来,用右手甩皮带,一直做这个动作。两只狼就盯着我看,眼睛亮亮的,我也就盯着它看,就这样僵持了二、三十分钟,最终狼离开了。我也很勇敢,对吧?其实心里吓坏了,就这样通过了兰大对我的第一个考验(大笑)。

随后,到达公社找到医生,再折返到驻地已经五六点了,医生把学生抢救过来。

我们在工地劳动了半个多月,山头都被我们削平了。

所以,在兰大一开始就是这样的锻炼。


我是兰大的高考状元

在五十年代,学生进校的时候不公布个人的高考分数,后来我才知道自己是兰大的高考状元。后来学校当年参加招生工作的一位同志透露给我:“刘老师,你是1958年兰大600名新生里高考第一名,是全校成绩最好的、第一名的考生”。所以学校很重视我,但是自己不知道,因为我从小就一直表现很好。

1958年12月底,我就写了入党申请书。第二年3月,我就入党了。校报刊登了我入党的消息,占了很大一个版面,这份报纸我至今还收藏着。

在我们系,当时只有我们班的两个人一起入党,我,还有陈广才,我是班长,他是团支部书记。在五十年代,不要说入党非常困难,就是入团也困难。那个时候的党员非常少,表现很好的同志才能入党,我们班60位同学,到毕业时只有3名党员,整个数学系才13名党员,党员很少,所以责任就很大。预备党员转正后,我作了党小组长,在1960年的时候担任学生政治辅导员,是第一批政治辅导员。

王:那您还是五年制学生?

刘:对。学校仿照清华大学推广的学生辅导员制度,要求我当辅导员,曾计划给我工资,让我多读一年,读六年再毕业。实际上没有批准,我也没有拿到工资,还是按时毕业的。但是辅导员工作我照做,作了数学力学系1960级的辅导员。

  我做了两年学生会主席

1961年,我就被选为兰大学生会主席,一直到毕业共做了两年。大家一致评价,在以往历届学生会主席中,我做得最有生气。因为我做学生会主席负责的工作面比较广,当时27位委员,给我配了6个副主席,还有6个部:学习部、体育部、文娱部等等。那个时候学校的体育活动、大学之间的体育比赛,都是由学生会负责的。学校的运动队比如足球队、篮球队、排球队、乒乓球队等,都是学生会在管,文艺晚会、每周舞会也是学生会来操持。我还组织了一个200人的交响乐团,学生会还邀请著名专家定期做报告,我记得邀请了谈家桢、华罗庚等许多大科学家来兰大作报告。甘肃省第一次八个高校联合举办的“一二?九”纪念晚会,也是由兰大学生会主办的,所以,学生会承担的工作面很宽。

我做学生会主席,跟校领导的关系也很好。1961年底,我加入校务委员会当委员,跟校长江隆基、副校长林迪生和甄华等,都比较熟悉。在学习方面,我也一直很好,一直是全班第一名。

  叶开沅与力学专业

1960年,学校新建了力学专业,就让我从数学专业转到力学专业。此前全系就一个数学专业。组建者是江隆基校长从北大带来的7个人之一叶开沅老师。中国的第一个力学专业是北大校长周培源和我们的老师叶先生等5个人创建的,叶开沅是钱伟长的大弟子。江隆基校长把他带到兰大,他就成了我们兰大力学专业的奠基人。

在兰大读了两年数学之后,我们转成了力学专业固体力学第一班,我也就成为力学专业的学生,叶先生为我们讲授《板壳力学》。五年级的时候,他又带我们做板壳力学的实习和研究,我们全班9位同学的本科毕业论文都是叶先生指导,所以我作了叶先生的学生。本科毕业以后,叶先生动员我做他的研究生。可是,国家在1962年评职称时,他报了教授,因为种种原因没批下来,所以带不了研究生。没做成叶先生的研究生,我毕业后留校做叶先生的助手,全年级就只我一个学生跟着他。

我对老师很尊敬,业务也很好,所以老师大都喜欢我。老师只要交待事情,我很快就做好了,不需要老师说第二遍,这是我一辈子的作风。领导交代我什么事情,说完我就做好了。因为我比较肯干,所以江隆基校长、校系领导、叶先生,都喜欢我。

  兰大授予我“红专旗手”称号

因为我是高考状元,业务又好,到毕业一直是第一名;又担任学生会主席,学生工作和社会工作做得比较多,名气比较大。兰大在1959年10月1日就授予我“红专旗手”称号。

后来毕业要离开学校的时候,数学力学系党总支书记张嘉宾对我说:“人怀,你不能填分配志愿,要服从组织,留校工作”。所以我就留校工作了。

板壳非线性力学

虽说我受了很多苦,但也挺锻炼人的,给了我学习管理的机会,我作学生会主席,又遇到好老师、好校长,江校长、林校长、甄华校长都很好,叶先生也给了我好的论文题目。钱学森先生在美国学习时,是世界大科学家冯·卡门的学生,薄球壳的非线性稳定问题是他的成名作,是1939年轰动世界的论文,就是他和老师一块发表的。叶先生给我的本科毕业论文题目,就是这篇文章中没有完成的部分。所以,我碰到了好老师,选了好题目,我一辈子都在做板壳非线性力学问题,跟着叶先生的指导做下去的。

1965年2月,我才24岁,就在中国顶尖杂志——《科学通报》发表了3篇关于板壳非线性力学问题的文章,其中2篇和老师共同发表,1篇是我个人的。在这个杂志发表的文章大多是华罗庚这样的大科学家。大学毕业的时候,叶先生叫我到钱伟长先生家里去,使我在1963年10月有幸见到了钱先生。人家听到“大右派”后,都躲得远远的,我倒是很尊敬老师,所以我跟钱先生关系一直很好。

  钱先生说:我是他最好的学生

我到中科大工作以后,钱先生亲自到中科大找我,希望把我调到上海他身边去工作。虽然中科大准备提拔我做副校长,但是祖师爷要求我去上海,我就跟着钱先生到了上海工大。后来,钱先生说我是他的最好学生。钱先生带的学生很多,说我是他最好的学生,我一辈子感到很荣幸,非常感谢钱先生的栽培。

从本科毕业论文开始到现在,我一直做板壳的非线性力学研究,是兰州大学给了我这样的条件。虽然我吃了很多苦,但是没有这个摇篮,我就遇不到好老师,遇不到好校长。在那个艰苦的年代,江校长能够把兰大办成一所好学校,使学校发展步入正轨,使我们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没有一个好校长是不行的。老师也是如此。因为优秀的老师在攀登科学的过程中已经达到一定高度,在一定的高度做事情,你跟着他就会比较轻松。我从事力学研究就是这样。叶先生从本科开始直接带领我,所以我感恩江校长,感恩叶先生,感恩我的母校兰州大学。还有很多好老师,包括我们系里负责学生工作的薛玉庸老师,她是党总支委员,是我的入党介绍人,给我很多关怀。我们数学系的四大名师:二陈一濮一开沅,即陈庆益、陈文源、濮德潜和叶开沅,除濮德潜老师之外,四大名师中有三位老师曾给我们上课,后来濮老师调往烟台大学,我们也很熟悉。所以我在本科学习阶段得到了老师的很好教育。

  从严治校,发展暨南大学

因为我出身教师家庭,读书、做事都比较认真。读书很认真,又遇到好老师,这样有了好的成果。我18岁入党,党的教育和关怀让我懂得怎么做人,怎么做一个好领导。年轻人,要吃苦在前,享乐在后,这样就不会犯错。

暨南大学在我到来之前,是二本招生,全国排名在几百位。我来到以后,就使用科学管理的办法,制定“侨校+名校”的发展战略,进行改革,采用“严、法、实”的办学原则(从严治党、从严治校、从严治教、从严治学,依法治校,实事求是),很快把学校变成了一所重点大学,几年之内就变成一本招生,成为211国家重点大学,进入全国前100名,最后排名全国高校第36位。

 

一系列的中国“第一”

1978年召开全国科学大会,我被提名参加,但是因故没去成,那时我已经成名了。我在兰州做的几件事情里,兰州石油化工机器厂(简称“兰石厂”)的事最出名。

1969年,我从泾川县回校以后,在兰州汽车修配厂当工人,时任兰石厂二分厂技术科长、留苏回来的贾志杰(后来任湖北省委书记),想创造中国第一台生产航空煤油的铂重整装置反应器。他在访问古巴时,看到美国炼油厂的那个装置,当时中国还不能生产航空煤油,他想做这件事情,结果试制没成功,就到处求人帮助,最后求到兰大来了。压力容器是板壳的组合体,他来的时候,我的老师叶先生已经坐牢了。学校只有我一个人研究板壳,于是军宣队叫我去谈话,安排到兰石厂去,所以“文化大革命”后期我就一直做业务了。

我们这代人很苦,是力学专业第一班的学生,学的全是理论,毕业前连最基础的实验都没做过,没学过制图,也没做过实验。我看不懂贾科长讲解的图纸,于是请贾科长带我到现场看他们试做的产品。在现场,我清楚了那个产品需要80个大气压的工作压力,但是他们的试制产品只能达到60个大气压,而且他们一次为北京炼油厂、南京炼油厂、兰州炼油厂试制了6台机器,总价值几千万元,试制不成功,将全部报废。

  经过研究,我发现问题出在压力容器椭球封头的中心开孔地方。我没学过椭球壳弯曲理论,就去查阅图书。图书馆在“文化大革命”时全部关门了,学校专门为我打开图书馆,我查阅几天没找到需要的计算理论。后来,我自己创造理论,推导公式,进行求解计算。三个月的功夫,日日夜夜,最终找到答案。我让他们做了个实验,结果非常符合我的理论结果。于是我就提出解决方案:容器太薄了,应在开孔的边上补一块厚度为32毫米与封头同质的护强板,于是压力容器试制成功了,这是中国第一台生产航空煤油的装置。贾科长好高兴,就对我说:“人怀啊,我这里题目多,希望你留下来继续工作”。当时一天到晚全是政治运动,业务完全丢了,自己很想搞业务,所以我说行啊。请示学校后,学校批准:只要工人阶级喜欢的知识分子,我们支持你继续留在那里。于是我就留在兰石厂了。

1969年10月开始,我一直在兰石厂工作。其实,我全天做科研都可以,但自己是党员,要求严格,觉得要向工人阶级学习,于是我自己规定半天劳动、半天搞业务,能半天做业务我已经很开心了。这段时间,我做了一系列产品的力学分析计算工作:中国第一台大型尿素合成塔、中国第一台最高压力的高压聚乙烯反应器(设计压力2300大气压)、中国第一台大开口加氢反应器、中国第一台高压固定式热交换器、中国最大炼油厂的减压分馏塔,都做成功了。一系列新产品诞生,整个国家都很关注,军宣队让我做汇报,当时军宣队长是8341部队的,是酒泉发射中心的副政委,懂些业务。他说:“刘老师,你改造得好,学校给你出个科技专辑”。这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是全国罕见的。那个时候反对用个人名字,所以文章署名是“兰州大学赴兰石厂小分队”,但是他们认为成果是刘人怀做的,还是写个人名字吧,所以最后署我的名字。

  参加“东方红”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

还有一篇作品,是我人生的成名作。1958年进入大学以后,大概因为我业务很好,学校安排我一项任务:参加“581工程”:我国第一颗东方红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让我做组长,五个号码为代号,绝密,不能跟任何人讨论,不问任何人问题,还派了班上两个高材生余庆余和周永良跟着我。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我不清楚这个项目的理论,也没有老师指导,只知道很重要。因为苏联在1957年人造卫星研制成功,中国开展研制人造卫星,我们学校也参加了,但是任务怎么会落在我头上,我也不清楚。

因为个人、家庭政治条件还是很好的,所以我参加了“581工程”。我做了两年,做得很成功,工作经费少,又不能公开,就悄悄地用纸做火箭,把纸火箭放到几千米的高空,发现做成功了(大笑)。

1960年夏天,学校找我谈话,说要继续培养我,让我到西北工业大学去进修火箭的有关业务。但是,西北工大在档案中看到我二哥在台湾,最终没去成。所以,我做了两年的人造卫星研制工作就结束了。

1960年,我带领全年级同学到陇西县文峰公社做华罗庚的“优选法”推广,让大面积土地的农业增产。做了两次大型科研活动以后,我就很喜欢科研,自己的业务也好,最后做的毕业论文也很优秀。

一篇耽误了14年的论文

大学毕业后,我跟着老师做理论研究,发表了几篇文章。那时候搞科研的人很少,不加工资,也不提职称,但是我喜欢科研,希望科研联系实际。当时,我是刚毕业的一个年轻老师,没得到系批准,也没带介绍信,就去兰州的工厂开展调研,自己找课题,结果就遇到个好题目。

那时候没有科研经费,我用工资自费坐公共汽车。兰州的工厂挺多,兰化、兰炼……一个厂一个厂地找题目,最后到了135厂,对外又叫万里机电厂。这个厂现在还有,那时是航空仪表厂,也是个绝密厂。因为是绝密厂,办公室设在外面,可以见面,我就找到技术科。60年代,美国屡次侵略我们中国领空。1963年,我国击落了一架美国P2V低空侦察机。飞机的飞行高度是很重要的,那架飞机上就有一个高度表,仪表的核心元件是一个波纹圆板,锯齿形的波纹圆板,上级就要求兰州万里机电厂仿制。但是,他们没人手,做不出来,全国也找不到相关的专业人才。我一看,这是个板壳题目,是我学的内容,就试试看。那个时候我才23岁,但是我胆子大,初生牛犊不怕虎,又喜欢做科研,所以就拿回去钻研了。

当年,我们的工作规则是什么都要汇报,连谈恋爱也要汇报。回校后,我就向教研室报告找到好题目,请求批准。结果,我们的党支部书记说:“人怀,你怎么去外头搞这个,你刚留校,教学任务、行政任务都比较重,你还去干别人的事,不务正业!”把我批评了半天。那个年代,领导说话我们是不能辩解的,既然是不务正业,那只好向领导表态不做了。

回到宿舍以后,我思来想去,认为这个题目是国家重点任务,又和我的业务有关系,是很好的题目,应该做,但是组织上又不让做。思考一段时间后,我觉得把国家和学校交给的任务做完,剩下时间悄悄做业务,这管不着我吧。我在做事情方面,第一次比较“灵活”一点。学校给我的任务是比较重,教学、行政(当班主任)、带学生论文、给叶先生做助手、改作业,完成这些工作后的剩余时间我就做这个题目。后来,利用到北京实习的机会,我到国家图书馆查文献,那时没有计算机,都是人工查找。结果发现这个题目确实非常好,苏联从1941年开始,有3个院士做这方面研究:巴诺夫院士,费奥多谢夫院士,安德烈娃院士,都没成功,理论与实验的误差是39%,误差太大,不能用于设计精密仪表。日本的赤坂隆教授,美国的哈林克斯教授。全世界就5个人做这方面研究,都没做成,中国还没有人做,这个题目多好,所以就开始做了。

1963年,我开始进行波纹圆板研究,1965年夏天做出了结果,和以往研究成果一比,基本差不多,没有明显进步。1965年9月1日,我到定西下乡搞社教,这项研究暂时不能做了。1966年,我回到兰州。结婚以后,我们住在省中医院门诊部旁的畅家巷家属院,就在家里悄悄地做研究。那个时候做业务是要挨批的,看到有人来,我赶紧把手稿藏起来,防止让别人看见后有麻烦,爱人也支持我。1968年4月,我完成了研究工作,理论值跟实验值只差百分之一,这个就可以应用了,但是没地方发表。后来学校军宣队给我出科技专辑的时候,我想把这篇波纹圆板的文章放进去,学校虽然同意发表,但是系里的造反派不同意,诬说:“这个理论脱离实际,只能发表压力容器方面的文章。”所以这篇文章未能发表!

1972年,国家让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之前停刊的中国学术期刊也在这年复刊,他们都到高校约稿件,因为当时没人写科研文章。学校军宣队领导就指示我给数学和力学杂志提供科研稿件。这两份杂志是《力学》、《数学的实践与认识》(即《力学学报》、《数学学报》)。我就把得意之作——波纹圆板的文章寄给《力学》,很快就通过审查;把换热器管板的文章寄给《数学的实践与认识》,这个也通过了。等杂志刊印出来,只有《数学的实践与认识》发表了我的文章,《力学》没有刊登我的波纹圆板研究论文。1978年1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力学》又改回原来名称《力学学报》,并在第一期刊登了我这篇文章,从1964年到1978年整整14年啊。3月,我离开兰大。4月,兰大把杂志转给我。看到文章终于发表了,我好高兴!

  我很快成了中科大的明星

到了中科大的第一天,我就很不高兴。我是中国科技大学近代力学系的引进人才,那时钱学森先生是系主任,郭沫若是校长。报到后,系总支书记和我谈话:“刘人怀,你业务好,又是党员,我们特别把你调到飞行器结构力学专业教研室,但是你政审不合格,今后只能教基础课”。

十天以后,学生上《数理方程》课,因一位副教授授课质量差而罢课,我被临时派去顶替给他们上课。结果课堂效果非常好,中国科学院全院通报表扬刘人怀助教。中科大的校风很好,你做得好就会受到表扬。当年3月,我的波纹圆板文章发表,恰好第五届全国仪器仪表弹性元件学术会议于当年12月在上海召开,就邀请我做特邀报告。大会认为,波纹圆板文章达到国际水平。报纸刊登出这个消息以后,中国科学院又表扬我。在教学、科研方面都得表扬,所以我就成了中科大的明星,学校马上给我加了三级工资!我在兰州大学做的工作,在这时候开始受到赞扬。

在联邦德国洪堡基金会中国学者第一批挑选中,中国初选了100多名候选人,结果德国选择了8个人,中科大就我一人。到德国以后,我又在力学专业的最高级别杂志发表文章,马上一些权威评价我的作品是全世界第一,是顶尖级别,国外的一些报纸进行了连续报道,这也加速了我的成名。回国以后,我担任省长顾问、副校长等职务,就这样开始步入行政之路。

我在兰州大学吃了苦,兰大也给了我机遇,所以我应该感恩。因为“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国家的不幸事件,是一种灾难,但是也磨练了自己,是很有趣的事情,人生就是这么回事!

紧握自己的优势,扬长避短

王:那您从学者和领导的角度上,对兰州大学现在的发展建设有什么看法和建议?

刘:兰大在1978年以后至今都是不错的,在国内高校的排名位居前列,但是地理位置是弱势,现在北、上、广是中心。兰大要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国家要发展西部,作为西部最好的大学,这是学校的优势,要扬长避短才行。不要北、上、广的学校做什么,你就跟着做什么,这样是不利发展的,要利用好自身的优势,找到自己的好方向、自己的重点来发展,才能成就更好。

我们西北人很朴实,西北的地区也很广阔,中国的未来是非常好的,现在形势很好。2014年9月29日,按货物购买力平价计算,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宣布中国第一,是全世界最大经济体,国际上也是一片附和声。2016年4月5日,美国中央情报局2015年度《世界概览》,再次按购买力平价计算GDP,宣布中国是世界第一。我们国家比较谦虚。国家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兰大还有更好的机会。西北有这么多的好条件、好人才,不要跟着北、上、广走,兰大要成为西北教育科技的龙头,才能成功。

王:非常好,非常感谢您给我们讲述这些故事,今天耽误您的时间也比较多,最后请您在留言簿上题字留念。

刘:(题)感恩母校的培养,祝愿母校更加辉煌。

【人物简介】

刘人怀,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院士和工程管理学部院士,1963年毕业于兰州大学数学力学系,先后在兰州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上海工业大学(现上海大学)任教,曾任上海工业大学副校长兼经济管理学院院长。1991年调至暨南大学任副校长,1995年底至2006年1月任校长(1996年12月-2000年2月兼任党委书记)。刘人怀院士是我国板壳结构理论与应用研究开拓者之一。他与叶开沅共同创立求解非线性微分方程的修正迭代法,系统创造性地研究波纹板壳、夹层板壳、复合材料板壳、网格扁壳、单层板壳、双金属扁壳六类的非线性弯曲、稳定和振动问题;创造性提出精密仪器仪表弹性元件(波纹膜片、跳跃膜片和波纹管)设计公式,被工程应用,经济效益超千万元,改变了依赖经验和外国公式设计产品的历史;系统提出夹层和复合材料飞行器结构元件设计公式;提出厚板壳弯曲理论用于高压换热器、高压超高压容器试制节约费用数千万元。提出大型储油罐新型网格顶盖、大型减压塔、铁路高桥墩和新型钻头的设计依据,受到工程重要应用。世界著名力学家Panagiotopoulos评价“这些工作体现当代国际板壳理论领域科学工作现状的最高水平。对实际工程有十分重要意义”。此外,还在管理科学理论与应用方面开展了研究。获省部级自然科学奖、科技进步奖一等奖4项,二等奖3项,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1项、省部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3项。出版学术著作15本、主编学术著作7本,发表学术论文400余篇。培养博士61人,硕士132人。

    版权所有 (c) 2008-2010 兰州大学校长办公室 All rights reserved.